此外，我还说过：“艺术至境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是确立单一的审美理想还是容纳多样的审美理想的问题。”这个问题被顾祖钊概括为艺术至境观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新的理论命题。顾祖钊发现人类从古至今，一般都不自觉地受着某种一元艺术至境观的局限。例如黑格尔虽然已发现艺术有三种类型，但却独钟情于典型，认为典型性格的塑造最符合他的理想；康德则偏爱那种属于“超感性境界示意图”的形象，朱光潜把他的这种最高审美理想范畴翻译为“审美意象”；别林斯基虽承认艺术有写实的和理想的（或称浪漫的）二型，却认为“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没有典型化，就没有创作”。[11]他竟然没有发现写实型作家与浪漫型作家创作的方式是纯然不同的，他也是个以为审美理想模式只有典型的理论家。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王国维身上，这位受过西方文论洗礼的理论家，在接受西方文论创作有写实与理想二型的理论之后，却视西方典型论如未见，唯独标举中国抒情文学的审美理想模式意境论。这些现象说明，无论中外，人类自古皆不自觉地受着某种一元艺术至境观的局限，概莫能外。若是某位作家艺术家持这种一元式艺术至境观，终生以某种审美理想模式为追求，衣带渐宽终不悔，那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则是一种幸事，正适于他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发挥到极致，攀登上某种艺术的高峰！但是，若是理论家也持这种一元式艺术至境观，他便要产生理论偏见，限制他的理论视野，生产许多带有片面性、绝对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