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劲儿想了想,阿四扯开喉咙喊,声音便能传过三栋楼的绝活,确实有大半年不怎么听到了。
这一回阿B的计划似乎比以往更长远。他给我算账,卖掉一台寻呼机,成本和利润对半,每个月还能净收台费,这一块儿没什么成本,人拉得越多钱来得越快。“你想想看,咱们这一带还看不到几家店面吧,我先下手为强,赚够钱了就再盘一家……说不定哪天买一段频率,包一个发射台,那就真是出头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如果钱真那么好赚,别人也不是傻子啊……”
他没接我的茬,视线落到更远方,沉浸在某种远比他现在的话题更为柔软而缥缈的情绪里:“你不懂,我再不混出点样子,她就真以为我都是在骗她。”
一股浑浊的热流堵在胸口。我差点儿冲口而出,说她可能早就不在乎你有没有骗她了。在师大的这几年,于晓红好像一直在并不相干的两极间摇摆:考托福去美国,还是跟诗社里的某个才子谈恋爱。被美国领事馆拒签的那个晚上,她对诗歌和才子的迷恋达到了顶点。
“签证是个玄学,”她对我说,“当你把每一条‘移民倾向’都背熟以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然后,那个章还是在你的护照上敲下来。一道伤口,一个判决。你知道吗,我甚至看到那个签证官笑了。答应我忍住你的痛苦不发一言穿过这整座城市——你需要有个人在那种时候给你念这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