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劲儿想了想，阿四扯开喉咙喊，声音便能传过三栋楼的绝活，确实有大半年不怎么听到了。
这一回阿B的计划似乎比以往更长远。他给我算账，卖掉一台寻呼机，成本和利润对半，每个月还能净收台费，这一块儿没什么成本，人拉得越多钱来得越快。“你想想看，咱们这一带还看不到几家店面吧，我先下手为强，赚够钱了就再盘一家……说不定哪天买一段频率，包一个发射台，那就真是出头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如果钱真那么好赚，别人也不是傻子啊……”
他没接我的茬，视线落到更远方，沉浸在某种远比他现在的话题更为柔软而缥缈的情绪里：“你不懂，我再不混出点样子，她就真以为我都是在骗她。”
一股浑浊的热流堵在胸口。我差点儿冲口而出，说她可能早就不在乎你有没有骗她了。在师大的这几年，于晓红好像一直在并不相干的两极间摇摆：考托福去美国，还是跟诗社里的某个才子谈恋爱。被美国领事馆拒签的那个晚上，她对诗歌和才子的迷恋达到了顶点。
“签证是个玄学，”她对我说，“当你把每一条‘移民倾向’都背熟以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然后，那个章还是在你的护照上敲下来。一道伤口，一个判决。你知道吗，我甚至看到那个签证官笑了。答应我忍住你的痛苦不发一言穿过这整座城市——你需要有个人在那种时候给你念这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