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如何采访灾民成为赴汶川灾区采访的所有记者的困惑。在中央电视台直播救人场面的节目中，有个记者不停地向被困在废墟下的准爸爸——年轻的陈坚问问题，陈坚因连续说话过多，最后死亡。虽然他有强烈的求生愿望，但是由于记者干扰了救助技术，使他耗尽了气力，最终没有逃出死神的魔爪。在救助现场采访陈坚的记者要么是不知道尚在废墟中的人不能多说话，需要保持体力；要么就是明知道这样，还要为了抢新闻、猎奇，而不顾陈坚的死活，一再让他说话，从而间接地导致了对生命有顽强的坚持和强烈渴望的陈坚之死。陈坚之死成为记者职业道德拷问的经典案例。凤凰卫视的记者陈晓楠面对灾民，一再地扪心自问：“我该不该问？”体现了她的良知，这是记者的一个重要品质。
另一位传媒人闫肖锋这样定位自己的职业和传者的角色意识：
“传媒是特殊的现代职业，说传媒人是知识分子或知道分子都不再合适，只能说是靠贩卖资讯为生吧。传媒人时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三老’中你偏向哪个，是政府主管（老窦），投资方（老板），还是读者（老百姓）。理论上，读者的制约是最强的制约，可实际上，主管部门握有一票否决的权力，而广告客户则是豪华类期刊的米饭班主。各媒体的当家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公器与私器的平衡，维持受众、商家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从本性上说，人是趋乐避苦的。拒绝崇高、偏好简单的娱乐是普通民众的本质。不得不承认，《苹果日报》创始人‘只要传真，不要高深’的理念应和了电子传媒时代人的某种偏好。拒绝过度阐释，拒绝意义，拒绝主义，成为新生代们包括新生代传媒人的特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