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后贤志》记陈寿早年“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这对他后来的史学成就至关重要。晋荀勖、张华称陈寿史才“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77]。南宋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78]这些评价未免过分拔高了《三国志》。清人李慈铭评论陈寿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79]以三史相较，大抵如是。后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这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