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如此大规模的抄家和杀人，无非是觊觎着那背后的有人财富，又有谁在乎那些获罪者是否真的有罪呢？
但秦晋却斥责杜甫，这是妇人之仁，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商贾贸易四通八达，如今关外半数河山落在了安禄山手中，商贾们有几个不早早的未雨绸缪？只要查有实据，就必须依法严处，绝不能留情，在这种紧关节要的当口，是万万不能心软的。
“子美兄，我曾经听说过一句话，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克的。潼关虽为关中锁钥，须紧防的敌人不再外而在内……”
对此，杜甫竟找不出来一字反驳，但他后来却觉得，与其说内部的威胁在商贾，倒不如在朝堂。只要政事堂的宰相们但凡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做出自毁长城的事，比那些私下里勾连安贼叛军的商贾们，为害岂知高出百倍千倍？
但是这种话又岂是区区县令能够说的，就算说了，又有谁会听？秦使君不也是在朝堂争斗中不堪其扰，才自请外出的吗？
所以，杜甫只得选择埋头做好秦晋交代下来的差事。
到了陈家，陈家的家主对这位破家县令大为忌惮，好生陪着小心，殷勤招待着，不敢在言语中有一丝得罪。
“杜某直言相告，县廷已经掌握了贵府贩运私粮的证据，如果贵府能够就此悬崖勒马，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否则……”
杜甫向来不善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向陈氏家主下达了最后通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