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宗教在中国和欧洲民族和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到各阶层各民族的认可，对于缓和民族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进行融合，使中国人易于接受。中国原有的天神加祖先的崇拜经过儒家思想的洗礼，已经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具有了神道设教的意思。佛教最初曾与这种传统发生冲突。佛教讲出家，不尽君臣父子的义务，因而被视为不忠不孝。这种冲突在《牟子理惑论》中已经有所体现。虽然也有僧人企图维护佛教本来面目，但在中国这种办法行不通，只好与中国文化传统妥协，不断向这一传统靠拢，现在《大藏经》里还有一些讲忠孝的经，其实这些都是经过中国文化洗礼的成果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非完全被动的，也有主动的情况。佛教从西域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为了迎合当时宫廷的谶纬迷信心理，还非常重视方术道法，像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都精于此道，并因此深得帝王的信任。佛教的传播对传统的信仰造成了冲击，但佛教并无意取代或消灭其他信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派的地位及格局，尤其是儒术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虽然大多数中国的帝王都尊崇佛教，但并没有出现把佛教上升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现象。对帝王而言，奉佛多以个人的修身养性或作为一种学问研究为目的，治理国家则要靠儒家，二者并不冲突。姚兴、梁武帝等既崇佛学，又倡儒学，北周武帝则把儒学放在首位。中国文化也没有拒斥佛教，魏晋时期，佛家思想对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道教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也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内容，这可以从道教的《太平经》中看出来。[7]有些人甚至干脆把佛教视为道家的支系，西晋的道士王浮还作了《老子化胡经》，为这种说法造舆论。当然，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儒家和道教也存在冲突与竞争，学术界也有“夷夏论”的争论。不过，总体而言，三者的相互借鉴也很多，逐渐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因而有“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和黑白论的说法。三教殊途而同归的思想无疑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观点。可以说，佛教的发展进一步丰富而非阻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