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著名的绰号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也认为是最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但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商绅”之类，他们另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姬陀罗，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类似的举动也发生在当时一位所谓新文士、洋博士的身上。我十五岁时由于听庄士敦师傅的介绍，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老实说，这和我挨个儿传见太医时的心理一样，不过是好奇而已。有一天，在我这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这次会面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