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8年，赵先生就读法政大学法政系（二年预科、一年本科）。1928年，插班考入清华大学，请求转至历史系而未果，仍读法政系。1932年毕业。1935—1937年在《大公报》任助理编辑。1938年新学年开始，考入陈垣主持的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终于实现了学习、研究历史的愿望。[2]这是赵先生在求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即由此决定了他走上学习和研究历史并成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漫长的人生历程。
1940年，赵先生在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并留校任教。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他先后致力于明清史、西洋史、先秦史的研究和教学，同时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赵先生乃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于今。
赵先生在治学上的抉择，萌发于他对历史考证的好奇和兴趣。当他最初读到陈垣的文章时，就产生了一种崇敬的心理：陈垣先生通过考证，指出了当时名声显赫的梁启超的失误；考证真了不起。考证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在一个青年学生心中就是这样被树立起来的。赵先生考入辅仁大学，师从陈垣先生，表明他从事历史考证之学的决心。当然，考证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它还不是历史研究本身。赵先生对历史考证有兴趣，这是一回事；历史考证从何处入手，为着研究什么历史问题而进行历史考证，这是又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赵先生首先碰到的一个机遇，是明清史研究。他的《古史考辨》一书所收《明失辽东考原》、《朝鲜史料中明季建州女真之社会生活》、《清初诸王争国记》，撰于1940年至1943年，表明作者有志把历史考证方法用于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从而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3]但是另一个偶然的原因，最终改变了赵先生的这一志向，使他走上研究先秦史的治学之路。1947年，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因病不能授课，他讲授的先秦史无人替代。陈垣校长建议赵先生来讲授先秦史。从此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赵先生一直致力于先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对于历史考证方法的兴趣也就在这一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