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比较中发展史学批评理论
以比较而展开史学批评，这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其中还贯穿着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
刘知幾因有高才博学、卓识独见，其运用比较方法纵横捭阖，娴熟自如，或以两两相比，或以诸家互较，往往不乏新见。尤为难者，是以时代相比，揭示史风的变化。他在《史通·摸拟》篇中写道：“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史通·摸拟》在这个比较中，他提出了怎样继承前人成果的理论：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5]
刘知幾重视学习、继承前人成果，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这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学习、继承前人的思想，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即所谓“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貌异而心同者”。这个道理，他讲得很深刻。刘知幾还从先秦历史条件和汉代以后历史条件的不同，来说明何以古人撰史简约，而近人撰史芜累。他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6]刘知幾主张史文“尚简”，但他关于“烦省”的批评理论，又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这些史学批评上的理论性认识，同他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