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比较中发展史学批评理论
以比较而展开史学批评,这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其中还贯穿着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
刘知幾因有高才博学、卓识独见,其运用比较方法纵横捭阖,娴熟自如,或以两两相比,或以诸家互较,往往不乏新见。尤为难者,是以时代相比,揭示史风的变化。他在《史通·摸拟》篇中写道:“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史通·摸拟》在这个比较中,他提出了怎样继承前人成果的理论:
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5]
刘知幾重视学习、继承前人成果,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这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学习、继承前人的思想,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即所谓“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貌异而心同者”。这个道理,他讲得很深刻。刘知幾还从先秦历史条件和汉代以后历史条件的不同,来说明何以古人撰史简约,而近人撰史芜累。他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6]刘知幾主张史文“尚简”,但他关于“烦省”的批评理论,又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这些史学批评上的理论性认识,同他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