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行世后，至梁、陈、隋三朝，注家纷出，也出现了一个注解它的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注家有刘昭、刘熙、韦阐、臧竞（说者谓当作臧矜）、萧该，以及北魏刘芳。《梁书·文学上·吴均传》记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唐高宗时，有章怀太子李贤（653—684年）集众人注《后汉书》一百卷，有韦机作《后汉书音义》二十七卷[126]。刘昭在梁武帝时“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127]，这是《后汉书》较早的注。刘昭深感“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而惋惜于它的“序或未周，志遂全阙”。他根据范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的撰述计划，“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128]。他说的“旧志”，即司马彪《续汉书》志，上文已有说明。刘昭的《后汉书注》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作注的方法是“集后汉同异”以为注文，重在补充史事，所以注文往往长达数百字以至于上千字；二是他通过作注，把范晔《后汉书》纪、传同司马彪《续汉书》志结合起来，并成为后人所接受的事实，既成全了范书，又保存了司马彪的一部分撰述成果，可谓史学上的一段佳话。李贤注《后汉书》，同颜注《汉书》一样，重在训诂。他以太子身份，召集当时学者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等参与注释，参考前人《后汉书》注，以及以《东观汉记》《续汉书》为主的诸家东汉史和其他经、史、地、理、小学之书，以注《后汉书》纪、传，征引广博，训释简明，为世人所重。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李贤等所注《后汉书》纪、传与刘昭所注补的《后汉书》（实则《续汉书》）志由各自单行而合刻为一编，由此大致确定了《后汉书》注的面貌。北宋以下，注家甚少。然至清代，则有惠栋（1697—1758年）作《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于先，再有王先谦作《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于后。《补注》是“补”李贤之“注”，多有进境；《集解》是合李、惠二注而复广征古说，以成“集解”，是为《后汉书》注的集大成者。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刘昭注史，重在采集同异即补充史事；李贤注史，重在训诂。二注相合，风格迥异。而惠栋《补注》，风格同于刘昭、异于李贤；王先谦再合之为《集解》，越发显示出注家旨趣上的差别，因而也就难免庞杂了。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后汉书》，包含了范晔《后汉书》及李贤注、司马彪《续汉书》志及刘昭注，而对王先谦等人在注解和校订上成果也精心采摘，写入校勘记，以示不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