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汉译西书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除了第一类书籍以传布教义为主旨，其主要影响所及是在中国各阶层中造就了一大批教徒，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没有多少关系之外，第二类和第三类书籍则主要面向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新式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以及各级政府官员、绅士和商人，其客观作用是提高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教育的水平，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中国科技人员，增加了一般学生的科技知识，引发了一些官员和绅商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变化，进而成为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的先导者和核心力量。
从鸦片战争后到戊戌维新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各种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而且受影响越多者，变革的思想越强烈，态度越激进。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都从各种汉译西书中吸取过不少思想要素，在他们的著作中不难见到叙述自己如何与传教士讨论时政、如何因阅读西书有感而写作的情形。康有为通过阅读中译西书而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维新领袖。他自述转变过程说：“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光绪八年壬午……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是时绝意试事（即科举），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精。”从而逐渐形成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厉行变法维新的思路和决心。后来他所写就的各种变法上书和文献，都贯穿着西学的原理。变法维新的理论家梁启超，不仅广读西书，吸取理论营养，而且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把一批自认为优秀的译著推荐给广大的维新人士阅读。康、梁等维新人士还从自己读西书的受益中感悟到自主翻译西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