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现代科学和实用主义的鼓吹者，盖洛在阐释中国文化时，往往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例如他对古代中国人建桥的工程技艺推崇不已。他所拍摄的老照片中有许多是表现石拱桥和悬索桥的，如贵阳的大南桥、杭州的太平桥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相当普遍的悬索桥等。他在提及跟成都有关的诸葛亮、李白和李冰这三位名人时，认为其中最伟大的应是水利专家李冰，因为他所建造的都江堰为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切实的好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诸葛亮和李白的知名度可能要比李冰高得多，因为后者作为工匠艺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地位向来很低。盖洛出人意料的观点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位推崇中国科学家的西方人，即《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作者、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们所提供的新视角可以帮助中国人重新审视和评价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历次旅行和实地考察中，盖洛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如上面提及的他在西宁和西藏境内发现的长城环线，这一发现就使得在西方的中国地图上又增添了长达200英里[5]的长城。他还收集、请人翻译，并引用了大量的碑文拓片，许多这样的石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或是因为石头的风化，或是由于人为的毁坏，如今我们只能通过盖洛保存的碑文照片来了解这些碑文的内容。虽然盖洛自己并不具备翻译这些碑文的能力，但他扮演了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者、收藏者、编纂者、保存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在保护人类文明的努力这一方面，他代表的是典型的美国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得这个国家能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