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另一个罪名是被认为败坏青年，毒化社会风气。后期智者，特别是自欧绪德谟等人玩弄文字游戏和诡辩，确实对青年、对社会起了不良作用，但实际上，智者的正面作用要远远大于负面影响。他们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出发，教育青年一代去反抗旧的传统束缚，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另外，并非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所说，智者对雅典的不良社会风气负有责任。这是因为，雅典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雅典人道德水平的下降，并不是智者所能决定的，而取决于雅典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状况。
智者收费也是当时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一点同样反映了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在传统上，希腊人的教师是游吟诗人，他们的教育面向公众，并且是不收费的。到公元前5世纪，由于雅典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财富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凭借自己的手艺、智慧获得钱财，在当时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而且由于智者大多来自外邦，并无其他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谋生，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指责，事实上也有强人所难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