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书之种类的增多和在文献分类上的独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这一时期史书数量和种类的剧增,都为史书在文献分类中的独立准备了条件。从三国至唐初,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和著录,清晰地反映出了史书独立的过程。
曹魏时期,郑默编制目录书《中经》。西晋荀勖在继承《中经》的基础上,撰成新的目录书《中经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2]。这是中国文献目录史上最早的四部分类法,从中已可见到史书归于丙部,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这同《七略》与《汉书·艺文志》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此后,古代文献的分类经过四分法与七分法的反复出现,史部书的地位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其中,东晋李充、南朝阮孝绪在确定史书整体地位及史书内部分类上,有特殊的作用。李充在东晋任著作佐郎(一说大著作郎),整理典籍,“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3]。李充所撰的目录书,同《中经簿》相比,是将原来乙部、丙部的书对换了位置,即史部书升到了四部书的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