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书之种类的增多和在文献分类上的独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这一时期史书数量和种类的剧增，都为史书在文献分类中的独立准备了条件。从三国至唐初，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和著录，清晰地反映出了史书独立的过程。
曹魏时期，郑默编制目录书《中经》。西晋荀勖在继承《中经》的基础上，撰成新的目录书《中经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2]。这是中国文献目录史上最早的四部分类法，从中已可见到史书归于丙部，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这同《七略》与《汉书·艺文志》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此后，古代文献的分类经过四分法与七分法的反复出现，史部书的地位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其中，东晋李充、南朝阮孝绪在确定史书整体地位及史书内部分类上，有特殊的作用。李充在东晋任著作佐郎（一说大著作郎），整理典籍，“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3]。李充所撰的目录书，同《中经簿》相比，是将原来乙部、丙部的书对换了位置，即史部书升到了四部书的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