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要客观地评价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不能孤立地看，而要历史地、综合地、辩证地看。历史地看，就是要看到“抽象继承法”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今天对哲学史研究的意义；综合地看，就是要看到“抽象继承法”在冯先生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它与冯先生其他相关思想的关系；辩证地看，就是要看到“抽象继承法”本身的理论价值和思维偏向。
众所周知，冯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是在风雨如晦的1957年。他之所以提出“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强调继承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的必要性，是因为他感到“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112]。他认为，哲学史中可以继承的思想是不少的，应当对古代哲学思想有全面的了解。1957年，正是以知识分子为斗争对象的“反右运动”席卷全国的一年。此前，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批判否定，已经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先生出于对民族传统哲学的挚爱，提出通过认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把握传统哲学的合理方面，解决民族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用心十分良苦，动机无可厚非。反观今日，在政治高压已经解除的条件下，不少人大肆兜售阿世之学、媚俗之论，反衬出冯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境界。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强调历史地看“抽象继承法”的重要理由。特别值得我们反省的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实践表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包括始自80年代中期至今仍在深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至今也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的问题。批判继承、西体中用、彻底重建、中西互为体用、马克思主义为体中西为用、中魂西体、综合创新等文化观，固然都对中国文化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都不是对于传统思想文化“怎样继承”的阐释，而只是一个大致的原则——更何况这些见解中有些还是十分错误的。就继承的方法而言，它们都没有涵盖更不可能取代“抽象继承”所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近年学术界对于国学研究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则更是证明不仅“继承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怎样继承”的问题同样没有解决。这就使得我们自然地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抽象继承法”，去总结、分析它的合理成分，克服它的偏向。如果我们承认自50年代后期开始，60年代愈演愈烈，最终以大革文化的命为宗旨的十年浩劫的出现，其间有一个由极“左”政治驱动的、日渐激进的、必然的逻辑进程，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的提出，就其对传统文化合理资源的捍卫而言，似乎有点“前卫”，或者说是“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种“前卫”，正是这种不合时宜，折射出冯先生的思想智慧和价值理性。